自鸦片战争之后，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便开始陷入内忧外患中，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了中国的每一寸国土，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与此同时，民间的起义力量此起彼伏，先有太平天国，后有辛亥革命，而后者成功地结束了清朝统治，为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然而，仅仅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三个月后，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极其领导的北洋军便窃取了革命的果实。在政治上，他恢复帝制；在经济上，他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的利益；在文化上，他掀起“尊孔复古”的逆潮。孙中山先生毕生追求的“独立、民主、共和”一去不复返，辛亥革命宣告失败。
究其失败的原因，从主观方面来说，第一，革命纲领具有模糊性，最终导致革命主体的复杂性。以同盟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甚至幻想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见《告各友邦书》）。同时，他们将所有矛头直指满清王朝，而忽略了力量同样强大的汉族旧官僚、旧军官，使他们也混入革命阵营。如武昌首义后革命党人竟然推举反对革命黎元洪出任都督，这无异于养虎为患。阳夏之役后，革命党人与黎元洪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逐渐颠倒，后来，黎元洪窃取实权。最终，大权被袁世凯收揽。
其二，此次革命在后期脱离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的农民群众。马克思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恰恰忽略了这一点。正如周锡瑞教授所言：“赋予辛亥革命以生命力的思想观念，曾经认为，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政府，20世纪中国的一切弊端痼疾就可以迅速治疗矫正。这种信念曾创造了对于革命几乎是普遍的支持。而在1912-1913年的过程中，对于反满革命和共和政府那种魔术般灵验的信念，开始淡薄起来了。对于农民，革命除了带来一个绅士和官僚更紧密联合、以维护上流阶级利益的新政权外，其余一无所有。”
其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团结一切革命力量。从革命政党内部来说，成分复杂、派系繁多、矛盾尖锐。如阳夏之役后，江浙联军攻克南京，革命中心有东移之势，此后，南北议和在上海举行，临时政府的筹备工作在沪宁一带展开。而这使得一些自居“首义之功”的湖北党人大为不满，孙武等人甚至从此屈从黎元洪。而上海方面光复会的章太炎等人早与同盟会交恶，所以也对黎元洪大加赞助。而这两个集团却忽略了共同的敌人——袁世凯。此后，袁世凯得以安全地在一旁坐收渔翁之利。
关于辛亥革命失败后的教训，早在1924年，孙中山就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作出了评价，他指出：“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他还指出之所以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是同党人心之涣”。
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彻底推翻外国列强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能重走西方的老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救国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必须要有彻底的犯帝反封建的纲领，必须要有坚强正确的革命政党，必须联合广大人民群众，并解决土地问题必须要建立一支人民革命军。
正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以上弱点和错误，辛亥革命注定不能成功。这也说明，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虽然满清覆灭，但同样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旧官僚也同样可以相互勾结，轻易扼杀革命。所以，“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
但是，辛亥革命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推翻“洋人的朝廷”，客观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