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8年春天,受到弛禁论的影响,从印度来华的英国商船一下子多了起来,船上装满了鸦片,但此时清政府已经开始严禁鸦片了。因此鸦片走私船与广东水师的对峙事件也逐渐多了起来,邓大人很头疼。
邓大人派人通知义律,让他赶走这些鸦片船。谁知这次义律倒耍了大牌,他说我没在广州,而且这些鸦片船也没在中国贸易,不归我管,我所能管理的,只是正常贸易的商人。如果您让我管也行,但我怎么说也是四品官,广州知府也是四品官,我就跟知府大人直接通信怎么样?义律想方设法抓住老天爷给他的任何机会,一次也不放过。
邓大人说,这事不行,这是天朝的规矩。
义律说,那要是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也没办法。不是我不听您的命令,关键有三个原因,一是我不在广州,没法管理。二来我是商务监督,政府派来我管理正常的贸易,卖鸦片的都是走私犯,他们不归我管,也不听我管。三嘛,我跟大清的官员连直接通信都办不到,你们这么看不起我,那他们自然也不服我管。就在此时,印度海军少将马他仑,率领三艘军舰来到了广州城外的海域上,他是义律请来帮忙的。外国军舰驶到海口了,照理大清肯定会非常在意,至少要询问对方意图。义律悄悄告诉马他仑,只要不是直接书信,都不要接收,先让邓大人着急一下。义律想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官员平等书信往来。
邓大人很快就下了一道“谕令”给义律,询问这两艘军舰(一艘后来回印度了)来中国的意图。义律把信退了回去,说上面有一个错别字,就是指那个“谕”字,如果不改正错别字,我就不看信。
邓大人有些生气,他非常清楚义律的意图,但是自己却不敢破坏规矩。他也没再理义律,直接命令水师提督关天培,去查查这两艘军舰来华的目的。
关将军也不含糊,直接扣押了一艘英国商船,派兵搜查,声称是检查有没有马他仑的老婆,理由是天朝不准夷妇入境。其实真正的目的是逼问英国商人,这两艘军舰来华的目的。当时大清的海关有很多规矩,这些规矩其实就是条例和法令。海关规定洋人可以来华经商,但是妇女不准来广州,只准住在澳门。理由有很多,比如夷妇有伤风化。以前洋婆子来广州,曾经惹得全城的男人都不安宁,再有就是,如果老婆不在广州,这些洋人也就无心待在广州了,毕竟男人嘛,都是有需求的。
大清的官员在执法时,对其他政策经常通融,但对这一条禁令却是贯彻始终。曾经有三个夷妇偷偷跑来跟丈夫幽会,广州政府如临大敌,彻底中断了对外贸易,所以夷妇偷渡那是很严重的事件。
关天培这么一搜查,马他仑急了。他也不理义律的要求,直接就派人送给关天培一封信,责问关天培:你也是一位将军,搜查我老婆目的何在? 关天培回信说:原先义律跟邓大人有点小误会,他寄信不写禀字,邓大人拒绝接收,这事跟我没关系,大清有规定,外国军舰不准驶入。
马他仑很生气,他说:义律的事跟我也没关系,我只问你,你干嘛非要搜查我老婆?你这样做让我感觉受到了侮辱,你必须跟我说清楚。
关天培说:哪有此事,这事跟我没关系,这是土人乱说的(土人妄言)。我派人来跟你解释清楚。以后谁要是得罪马将军,就是得罪我关某。这个栽赃土人的办法,倒把马他仑搞得不好说什么了。
关天培派了两个人,副将李贤和代理守备卢大钺登上了英国军舰,对英国的海上军事实力进行了参观,双方互换了名帖。分手时,船上和岸上的分别响了三记礼炮。马他仑也没再追究“土人”搜查自己老婆的事,临走时,他还托人送给关天培几瓶洋酒,让关将军开开洋荤,双方在友好和尊重的前提下互交了白卷。
关天培跟邓大人的行事方式完全不同,按说他是邓大人的部下,不应该与马他仑直接书信交往。但是两年前律劳卑事件历历在目,仅仅两艘军舰就突破了整个广东水师的包围,还把虎门炮台打得丢盔卸甲。英国军舰的实力他很清楚,如果再不放下架子,酿成对峙事件只怕谁也没办法收场。这就形成了天朝特有的一个现象,文官事事强硬,而武将步步退缩,整个近代都是如此,原因在于实力的差距。此时,义律也怕再不解释军舰的来华目的,会引起严重的冲突。他赶到广州,派秘书小马礼逊拿着信件去求见总督邓大人,解释说来华的军舰并没有恶意。